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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五方面破解危險廢物非法處置工作困境
2024-01-30 09:32:00  來源:檢察日報

□堅持“政府引導、地方為主、市場運作、社會參與”的原則,積極引入危險廢物處置市場化機制,打破少數處置企業的壟斷經營模式,壓降高額處置費用。

□健全實質化提前介入機制,引導生態環境部門規范、全面取樣,使其移送的材料符合刑事案件的證據要求和標準,并對取樣過程同步錄音錄像,最大限度防止樣本遺漏、污染;助推偵查機關重視污染物的同一性取證,精準收集生產工藝變化以及影響程度等方面的證據。

□加強對危險廢物類案件督促消除污染后的跟蹤監督,特別是有毒有害廢物、垃圾清除后,防止死灰復燃、原地再生污染源等情況出現,確保生態修復取得實效,形成“破壞—判罰—修復—監督”完整閉環。

2020年以來,最高檢聯合公安部、生態環境部在全國開展深入打擊危險廢物環境違法犯罪專項行動,通過攜手共治,專項成效顯著,危險廢物環境違法犯罪得到有效遏制。筆者以江蘇省泰州市為樣本,深入分析相關案件發現,入罪認定難、要素認定難、精準打擊難等仍困擾著危險廢物環境類案件的辦理。

一是取樣、檢驗程序不規范,入罪認定難。合法取樣是行政執法過程中最重要的一環,實踐中,由于有的生態環境部門先期取樣不規范、不完整,導致出現樣本遺漏、被污染或未固定核心取樣環節的情形,且事后難以補正。有的檢測機構未嚴格按照檢測標準和規程,導致檢測報告數據異常、失實,直接影響入罪認定。少部分案件中,污染物為腐蝕性危險廢物,檢測樣本不能滿足直接分析狀態,檢測人員在檢測過程中稀釋倍數過大,出具含有矛盾數據的檢測報告,加之檢測樣本已被銷毀、無法補證,最終只能作存疑不起訴處理。

二是收集證據不充分,要素認定難。一方面偵查機關在辦案中更多注重污染物性質的鑒定,而忽視已處理的危險廢物和扣押在案的同一性問題,疏于收集生產工藝流程變化的相關證據,在面對犯罪嫌疑人專業性辯解時,同一性認定陷入被動境地。另一方面,部分案件偵查階段對排放量的證據未予以收集,無法固定污染物具體數量。

三是市場處置能力不匹配,企業降本難。目前,危險廢物市場處置能力不能滿足需求,導致危險廢物處置供需缺口較大,間接增加了企業的運營成本。經統計,泰州每年危險廢物處置能力約為200萬噸,而一家中等化工企業每年產生危險廢物數量可達近萬噸,供需嚴重不對等。同時,處置準入門檻高,經營許可證申領程序復雜,特定危險廢物甚至需要運輸至外地處置,為了降低生產成本,企業往往會選擇價格更為低廉的非法處置方式。

四是損害鑒定滯后不全面,精準打擊難。污染物性質鑒定、生態環境損害鑒定均需要具有相關資質的專門鑒定機構出具鑒定報告,但存在鑒定機構過少、鑒定周期長、鑒定范圍不能覆蓋全部辦案需要等問題,這與有限的辦案時間、辦案經費形成矛盾,無法滿足日益增長的環境資源類司法鑒定需求。

五是修復資金監管不規范,跟蹤監督難。綜合各地情況來看,對環境修復義務人繳納的生態修復資金未實現統一賬戶監管全覆蓋。目前,泰州市僅靖江市、海陵區設置了專門的生態修復資金賬戶,其他地區設置的生態修復資金賬戶不統一。資金到位后,部分案件修復執行緩慢,一方面對修復執行的跟蹤監督較少,另一方面修復方式、標準未能統一,缺乏溝通協調,導致修復效果難以衡量評價。

六是行刑打擊不嚴厲,再犯預防難。2020年以來,泰州檢察機關共辦理涉危險廢物案件26件75人,從強制措施來看,取保候審67人,逮捕8人,羈押率為10.6%;從處理決定來看,共對20人作出情節輕微不起訴處理;從案件判決來看,已作出有罪判決的32人中,宣告緩刑20人,占比62.5%。部分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曾因犯污染環境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在刑罰執行完畢后一年內又實施非法傾倒危險廢物犯罪行為。同時,打擊危險廢物處置行政處罰警示作用也有限,對涉案公司的罰款、停產整治力度不夠,部分公司改變作案方式的再犯率達20%。

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五方面破解打擊、治理危險廢物非法處置工作面臨的困境,實現從嚴從快精準打擊、更高層次治理。

一是堅持寬嚴相濟,嚴厲打擊與修復補償并重。緊盯廢酸、化工廢液等危險廢物,重點打擊情節嚴重、性質惡劣的污染環境違法犯罪行為,通過提高量刑、建議適用實刑、對后期治理修復負責到底等方式提高犯罪成本;對情節較輕或有修復可能的,盡可能地督促犯罪嫌疑人進行生態修復和補償,對于能夠及時、有效修復的,依法從輕或適用相對不起訴,當輕則輕,實現打擊與保護并重。同時,對于經審查后作出不起訴決定的案件,及時提出檢察意見,依法移送有關主管機關給予行政處罰,避免出現“不刑不罰”。

二是加強行業經營治理,探索引入處置市場化機制。全面排查涉危險廢物企業生產經營情況,尤其是環評報告中明確產生危險廢物的企業,準確掌握其生產工藝、處置種類、處理數量,對于達不到環境管理要求的,督促涉案企業作出合規承諾并限期整改,促進企業合規守法經營。堅持“政府引導、地方為主、市場運作、社會參與”的原則,積極引入危險廢物處置市場化機制,打破少數處置企業的壟斷經營模式,壓降高額處置費用。

三是深化“兩法銜接”機制,規范重要證據的收集固定。充分發揮“兩法銜接”平臺作用,加強與生態環境部門的常態化溝通交流,建立健全信息通報、案件備案、案件咨詢、聯席會議、案件移送等制度,推進銜接更加緊密、高效。健全實質化提前介入機制,引導生態環境部門規范、全面取樣,使其移送的材料符合刑事案件的證據要求和標準,并對取樣過程同步錄音錄像,最大限度防止樣本遺漏、污染;助推偵查機關重視污染物的同一性取證,精準收集生產工藝變化以及影響程度等方面的證據,及時征詢專家意見,把污染物同一性認定問題解決在訴前。

四是建立專項資金賬戶,強化后續跟蹤監督。探索全面建立生態修復專項資金賬戶,將生態環境功能損害賠償金、生態修復資金納入專項賬戶統籌管理,同步完善修復監督制度,有效督促盡快履行生態環境修復責任。同時,要加強對危險廢物類案件督促消除污染后的跟蹤監督,特別是有毒有害廢物、垃圾清除后,防止死灰復燃、原地再生污染源等情況出現,確保生態修復取得實效,形成“破壞—判罰—修復—監督”完整閉環。

五是注重以案釋法,加強環保教育引導和犯罪預防工作。深入城鄉接合部、農村等危險廢物處置問題易發區域、集中區域,多種形式開展通俗易懂的宣傳和巡防,重點宣傳危險廢物的危害性和參與非法處置行為的違法性,提高農民群眾的環保意識。廣泛開展“送法進企業”活動,運用涉危險廢物犯罪的典型案例,特別是注重利用行為人自愿履行生態修復的案例開展犯罪預防宣教,促進企業牢固樹立生態環保意識、責任意識,主動履行治污主體責任,讓不敢違法、不愿違法成為常態。

(作者單位:江蘇省泰興市人民檢察院)

作者:嚴浩  編輯:楊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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